在普惠金融的宏大叙事下，消费金融行业正经历一场关于商业效益与社会责任的深刻辩论。作为行业头部机构之一的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马上消金”），其近五年运营数据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累计支付的催收费用高达106.93亿元，竟超过同期81.45亿元的净利润总和。这一数据不仅引发了对普惠金融本质的反思，更将“高利率、高催收”的商业模式推上风口浪尖。
百亿催收背后的商业逻辑
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期间，马上消金的催收费用呈现逐年攀升态势，从最初的11.56亿元飙升至31.28亿元，五年累计突破百亿元大关。更值得关注的是，2024年催收费用占营收比例高达20.65%，这意味着每获取100元收入，就有20元用于追讨欠款。与同行业招联消金相比，2024年招联消金外包服务费（含催收）仅为5.89亿元，不足马上消金的五分之一，却在营收下滑的情况下实现利润增长。
这种“重催收”模式的背后，是马上消金对特定客群的精准定位。该公司主要服务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长尾客户，这类群体普遍存在较高的信用风险。为覆盖风险，马上消金构建了“高收益覆盖高风险”的运营体系，通过收取接近24%的贷款利息及各类附加费用维持运营。然而，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其净利润始终未能超越催收支出，这是否意味着该模式已触及效率边界？
关联交易的灰色地带
马上消金的催收业务长期与关联方重庆信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保持紧密合作。重庆信盟作为马上消金第二大股东的全资子公司，与马上消金创始人赵国庆存在实控关联。这种“左手放贷、右手催收”的架构，引发了业界对交易公允性的质疑。尽管重庆信盟在催收外包业务中的占比已从100%降至不足20%，但仍位列主要合作方。
媒体报道显示，包括重庆信盟在内的多家合作催收机构存在恐吓、骚扰、侵犯隐私等违规行为。令人惊讶的是，即便多次被曝光，这些机构仍出现在马上消金官网公布的135家合作催收名单中。这种对合规风险的高度容忍，或许揭示了高催收投入模式下的必然逻辑：当不良率长期居高不下时，催收手段难免趋向激进。
利率迷局与费用争议
马上消金的净息差长期稳定在13%-16%区间，远高于银行机构约2%的平均水平。联合资信报告显示，2023年其平均贷款利率约为20%，2024年虽未公布具体数据，但公司宣称“控制在24%以下”。然而，用户投诉揭示出另一番景象：通过叠加服务费、担保费和会员费等费用后，实际年化成本早已远超法定上限。
以“安逸花”平台为例，其擅自扣取会员费的操作堪称典型。该平台将会员费用从信用额度扣除转变为账单形式，显著提升了扣费成功率。在2024年马上消金54亿元的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中，这类“隐形费用”占比究竟几何？公司并未明确披露。黑猫投诉平台累计7.6万条相关投诉中，暴力催收与综合费率过高成为焦点。
普惠金融的义利之辩
马上消金现象深刻折射出普惠金融的核心矛盾：服务下沉市场必然伴随高风险，但高定价是否已演变为过度逐利？其业务模式确实扩大了金融服务覆盖面，但24%的利率上限及各类附加费用，是否偏离了“普惠”初衷？当催收成本超过净利润时，这是商业模式代价还是效率低下的表现？
监管层面面临的挑战同样严峻：如何保证关联交易公允性？第三方催收的合规边界在哪里？高利率与附加费用的真实成本如何透明化？这些问题不仅关乎企业经营，更指向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制度设计。
普惠金融不应成为“高利贷”的遮羞布，也不应沦为“重催收”的野蛮战场。在商业效益与社会价值的平衡木上，行业亟需探索更具可持续性的解决方案——或许是更精准的风险定价机制，或许是更完善的征信基础设施，亦或是更有效的贷后管理手段。
马上消金的百亿催收费，如同一面镜子，清晰映照出行业困境，也警醒着我们深入思考：普惠金融之路，究竟该迈向何方？（编辑/马飞 来源/商讯杂志）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