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对蒋介石而言，或许是他人生中最煎熬的一天。这一天，他心有不甘地乘坐专机从成都启程，逃亡台湾。按照既定航线，蒋介石的专机将途经广州，而这一消息，意外地引发了解放军内部的一场激烈讨论。
彼时，解放军第十五兵团刚刚解放广州，全面接管了这座南方大城市。机场人员基本保留原职，包括一些国民党时期的工作人员。当蒋介石的飞机从成都起飞前，成都机场方面按照惯例联系广州机场，询问天气情况和航线信息。由于双方原本同属一个系统，彼此熟悉，通话中成都方面无意透露了航班信息：“是蒋介石专机下午2时从成都起飞，大约3时左右到广州上空，直飞往台湾。”
这一情报被迅速上报给时任15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的洪学智。这个消息犹如一颗“重磅炸弹”，在解放军指挥部引起了震动。洪学智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历史性机遇，他迅速召集机场工作人员和军事干部开会研究对策。
大家很快提出了两个方案：一是用战斗机把蒋介石座机迫降下来，二是直接用高射机关炮将它打下来。机场工作人员告诉洪学智，机场现在不仅有战斗机，还有优秀飞行员，其中一位原来是国民党空军中的“四大金刚”之一，飞行技术很好，他积极要求执行这次特殊任务，争取立功。
洪学智随后立即来到叶剑英的住处汇报情况。叶剑英时任15兵团司令员兼政委，是广州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他听完报告后沉吟了一会儿，说：“这是大事，要向上级汇报。”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上级始终没有回复。另一边的电话也在催问洪学智。洪学智很着急，就去同叶剑英商量，甚至建议“干脆先斩后奏，先打下来再说”。但叶剑英坚决不同意：“没有中央回音就不能干。”就这样，蒋介石的专机飞跃广州，抵达了台湾。
叶剑英为什么如此坚决地反对拦截蒋介石的座机？这其中有着深层的政治和战略考量。
中国共产党领导层认为，虽然蒋介石是头号战犯，但直接将其击落可能会引发国际舆论反弹，不利于新中国的建立。放蒋介石一条生路，可以彰显共产党的宽容大度，赢得民心。
另一方面，中共中央可能考虑到蒋介石控制着国民党的能力，留下他，可以拧住国民党的人，避免国民党群龙无首，分散作乱。更重要的是，当时的美国在台湾海峡蠢蠢欲动，也想在中国侵略一份领土，留着蒋介石去对抗牵制美国，会为解放军减轻很多压力，对保护中国国土的完整性也不失为一个好办法。
蒋介石此次逃亡并非仓促决定，而是早有周密准备。1949年上海解放前，蒋介石就命蒋经国将“中央银行”外汇、黄金移存台湾。7月18日，蒋介石设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任命陈诚为长官，规定凡是军队一律由基隆登岸，并先在船上缴械，然后就地整编。9月1日又任命孙立人为台湾防卫司令，在台训练新兵。
蒋介石在1946年第一次到台湾时，就曾在台湾各地巡视了一周。他当时感慨地说，台湾是中华民国的一块净土，还想把台湾作为推行三民主义的模范省份。
据说，当蒋介石的飞机飞临广州上空时，机场方面按照叶剑英的指示，在机场四周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既是向蒋介石宣告广州已解放，也是默许他离开的信号。
蒋介石在飞机上看到地面情况，惊出一身冷汗。此时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在鬼门关前走了一遭。当时蒋介石的飞机上还有蒋经国、陶希圣、谷正纲、俞济时等人。如果解放军真的开火，不仅蒋介石在劫难逃，国民党政权也将失去整个领导核心。
后来洪学智不停地在叶剑英面前叹息，错过了大好机会。他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机场插上红旗，认为这反而是提醒蒋介石让他赶紧跑。
这不是我党第一次决定放过蒋介石。西安事变中，中国共产党就采取了类似的做法。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后，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派代表团赴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
当时张国焘极力反对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提出“杀掉蒋介石”，“打出潼关去”。毛主席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全面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形势，批驳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方针。
毛主席认为：“亲日派何应钦企图推波助澜，利用‘西安事变’，杀蒋介石，挑起新的内战，这只对日本帝国主义有利”。最终在我党的周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可以说，要不是我党的出面，蒋介石可能在1936年就已经......!
历史没有假如，但人们总会思考：如果当时击落了蒋介石的专机，两岸关系将会走向何方？这或许是毛主席留给后人的一个谜题。
参考资料：台海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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