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基层战士到团副参谋长，付培德的军旅生涯在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迎来重大转折。作为50军150师448团作战指挥核心，他亲身经历了这场充满争议的跨国作战，并在战后军事法庭上完整陈述了从进越到被俘的7昼夜惊魂历程。
1979年3月6日，448团从广西宁明启程，下午五时越过水口关进入越南。作为预备队的150师本不承担主攻任务，但战局变化使其成为清剿高平以西残敌的关键力量。付培德随三营担任先锋，与师侦察科协同引导车队推进。次日抵达高平扣顿后，副军长下达具体作战指令：二营阻击朗登方向敌军，一营三营执行西北方向搜索任务。
这支以新兵为主的部队虽训练扎实，却在初期推进中遭遇意外。3月8日中午行至班英时，发现敌军已占据公路前方六处战略高地。付培德指挥部队发起进攻，连续攻克1至4号高地并击退反扑。然而两日休整后收到的41军命令，彻底改变了战局走向——要求停止进攻，转而执行三天内向北清剿任务，并规定14日从平孟口岸回国。
3月11日黄昏，团长突然接到改道班英北侧山区撤离的指令。付培德在法庭陈述中明确指出，这个决定存在重大隐患：山区地形复杂易设伏，而公路撤退方案已被师部否决四次。尽管团长李绍文四次申请走公路，均被工作组以"只准前进不许后退"的指示驳回，部队最终被迫执行风险更高的山区撤退方案。
12日上午，二营先头部队在山区遭遇伏击，全团逐步陷入包围圈。付培德受命率八连和一连佯攻制高点，为主力突围创造条件。然而浓雾中的13日凌晨行动，使队伍被分割为王立新部、付培德部和李和平部三股力量。付培德所率56人中半数无武器，在爬山过程中逐渐失散。
夜间下山的惊险场景成为付培德陈述的焦点。用干粮袋连接成绳索吊下岩壁时，他亲自担任先锋，到达山脚时仅剩数人。14日突围尝试遭遇敌军火力封锁，电台损坏导致与上级失联。接下来的数日里，部队靠舔食露水、咀嚼草根维持生命，弹药和粮食早已耗尽。
法庭记录显示，付培德承认在3月15日曾拒绝殷涛班长提出的向505高地转移的建议，这个决策导致殷涛后续走失牺牲。而司福林、刘兆华等19名士兵自行突围成功的案例，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突围可能。这种指挥上的保守性，被军事法庭认定为造成损失扩大的重要因素。
军事法庭调查显示，上级决策层的矛盾直接影响了战局。师长刘同声主张的公路撤退方案与工作组"边撤边打"的指令相持不下，这种犹豫给了敌军充分设伏时间。最终导致448团7连被打散，218人被俘，332人失踪或阵亡。其中李和平带104人弹尽粮绝后投降，王立新部43人在突围中伤亡惨重。
审判结果呈现差异化处理：李和平被判6年徒刑，出狱后生活艰难；付培德虽被认定负次要责任，却实际遭受判刑处罚，出狱后失去军人待遇，只能在学校从事勤杂工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王立新、耿军被追记一等功。2019年龙州烈士陵园建立的英名墙，终于为332名牺牲者确立了纪念场所。
付培德在法庭上的自述，揭示了现代战争中指挥决策的复杂性。从战前强调实战训练，到战时拒绝殷涛突围建议，再到固守待援的保守策略，每个决策节点都影响着数百名士兵的命运。这起事件不仅成为军事院校的经典战例，更促使我军在1985年裁军中撤销了50军建制。
如今，当人们驻足龙州烈士陵园英名墙前，那些没有坟茔的332个名字，与推车扫地的付培德形成强烈对比。这场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战争，在军事法庭的卷宗里，在幸存者的记忆中，持续诉说着和平的珍贵与战争的残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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