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那包兽药被悄悄兑进月子汤时，她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在回荡：你让我承受痛苦，我便让你付出代价。
三天后，急诊室的灯光下，丈夫被紧急抬入。医生在病历上冷冷地写下“阿苯达唑急性中毒”。而她，站在走廊的尽头，手机搜索栏里还残留着“兽药店要不要身份证”的记录，那是她复仇计划的痕迹。
派出所的民警前来做笔录，她没有否认，只是冷冷地补了一句：“药是给他驱虫的，谁叫他先在外面乱搞。”这句话，像一把锋利的刀，割开了婚姻的伪装。
案子虽然没有公开，但小区里的流言蜚语早已传得沸沸扬扬。人们惊讶地发现，原来买兽药就像买可乐一样简单，扫码付款，连名字都不用留。这背后，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和危险。
我特意跑去问楼下的兽药店老板，他先是推了推POS机，说现在上面查得紧，得登记身份证。但说完，他还是偷偷补了一句：“老客户例外。”这句话，让我不禁感叹：药太便宜，人太敢，37%的中毒增长率，或许就是这样来的。
而更惨的，是那些数字背后的故事。民政局的朋友告诉我，产后第一年，有68%的夫妻闹到要离婚，其中三成还是婆婆或小姑子亲自下场。就像她，坐月子时，婆婆竟然把小三请回家吃饭，还说“男人嘛，总要撒点野”。当晚，她就将阿苯达唑磨成粉，撒进了那锅鸡汤里。
心理热线的咨询师只能反复劝她：“别拿别人的错来毒害自己。”但电话一挂，她还是选择了最原始、也最决绝的报复方式。
丈夫虽然救回了一条命，但出院那天，他直接搬去了小三的公寓，连孩子看都没看一眼。她以为报复成功了，其实输得更彻底：房子归了男方，孩子抚养权也因“情绪不稳定”被判给了婆婆。
离婚协议签字那天，她问律师：“我能后悔吗？”律师耸了耸肩：“后悔也抵不了投毒的事实。”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但偏偏前夫命硬，小三嫌他肝损伤后遗症太烧钱，三个月就踹了他。他回到父母家，发现老房子漏雨，只好翻出爷爷留下的刨子，去接故宫外聘的古建零活。
去年故宫招年轻工匠，30岁以下的名额竟然被他一个33岁的“前科”挤了进去。理由很简单：别人只会刷漆，他能把榫头抠得严丝合缝。在传统手艺43%的转型率中，他成了那个幸运的分子，却再也不是谁的丈夫、谁的父亲。
有人问他恨不恨前妻，他摇了摇头，说肝疼起来时，只恨自己当初为啥要带回那个女人。这话传回她耳朵里时，她正在城郊的出租屋里给网店缝发货袋，手指被针扎得全是眼。
她笑了笑，把血抹在布袋上，继续踩着缝纫机。那台缝纫机是爷爷留下的，和前夫手里那把刨子同一批木料。毒一个人只需三秒，但毒一段婚姻，却用了整整一年。
如今，兽药实名制终于落地，但没人告诉她，报复是不是也该实名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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