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和中国古代民族史，本文摘编自《有所不为的反叛者：批判、怀疑与想象力》，特此分享。
几年前，我有幸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一年。那里有一位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1923—2020），他是一位特立独行、激进且具有开拓性的科学家，为现代物理学基础做出了重大贡献。尽管已90多岁高龄，他仍坚持每天到办公室上班，撰写文章并进行演讲。他写的很多文章都适合非专业人士阅读。
后来，我读到他的一本书，名为《作为反叛者的科学家》（The Scientist as Rebel），书名颇具深意。由此，我想到，我们是否也应该有一本书，名为《作为反叛者的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 as Rebel）呢？
这涉及到历史学的本质：我们为何研究历史？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谁？
历史学家的使命，归根结底并非传承文化，或保存某种古代遗产。其本质在于质疑现有的历史论述，反抗并抵制种种主流的历史理解。
我们身边充斥着对历史的滥用和错用，即便历史学家自身也难以避免。可以说，我们讨论、使用并宣称的历史，多半都是靠不住的，经不起深入追究。
在我的研究领域——魏晋南北朝史和北方民族史中，同样存在许多经不起追问的常见说法。
例如，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的开发，无疑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它改变了南方人口和经济的占比，进而影响了整个历史走向。关于其原因，中学教科书和大学课堂常给出简单解释：北方战乱导致大量农民南迁，带来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从而促进了南方的开发。
我学生时代曾轻易接受这一说法，甚至在成为教师后也可能在课堂上讲授过。然而，这一说法经不起追问：所谓的“先进的北方生产技术”究竟指什么？是作物品种、生产工具、种植技术，还是劳动者的组织方式？当时北方旱作农业的技术真的比南方稻作农业更先进吗？旱作农业的技术能否直接移植到稻作农业中？
这一简单说法掩盖了许多深刻的历史议题。换个角度思考，我们首先要问的是：那时的南方劳动者究竟来自哪里？他们都是北方逃难南下的流民吗？还是以土著为主？土著又是谁？除了原有的国家编户，大量不说汉语、不服属国家管理的山区土著人群（如蛮人、山越）是如何进入国家体制的？
今日所谓的南方人，他们的祖先并非都是北方移民，或主要不是。更多的是南方土著人民，他们被北方来的统治者成功改造，从蛮人、越人转变为国家体制下的新型劳动者，转变了文化和政治认同，成为了说汉语、服属王朝的华夏臣民，也就是我们今天汉人的祖先的一部分。
这一转变完成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过程：华南变成了华夏（即后来的汉人）的家园。然而，这一转变并非简单流畅或理所当然的，它充满了征服、反抗、血泪和压迫，充满了人类历史上许多已知情形下的人群对人群、体制对个体、强力对弱者所制造的痛苦。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叙述中，这些痛苦早已被掩盖、遗忘和转化，成为了一曲充满浪漫气息的、值得后人讴歌的英雄主义江南开发史。
历史叙述多半如此。即便是看起来确切无疑的说法，也经不起追问和深入推敲。
那么，历史学家究竟该做什么呢？他们应该作为反叛者、起义者、异议者，去重新考察这些历史，质疑那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一再地质疑。
其实，不仅历史学如此，各个学科的朋友都应如此。rebel（反叛者）这个定位对大家都适用。各个学科要做的都是重新质疑已有的说法，成为已有说法的异议者和主流的抵抗者，这不限于特定的时代、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
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时代，所有学者，特别是年轻学者，都应该是反叛者、抵抗者。
最近，我在思考另一个话题：历史学对历史的责任问题。历史学和历史学家不仅仅是黑暗时代的受害者，也是黑暗时代的制造者。他们参与了历史的内在发展，或至少是做了很多推波助澜的事。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纳粹德国的历史。德国的极端民族主义、反犹主义从何而来？其中作为基础的民族主义历史观，不能不说是17、18世纪以来德国历史学家的制造品。他们宣讲的民族史，特别是日耳曼民族史观，就是德奥历史学家的重要成绩。
对于日耳曼民族主义的一路上扬，这些历史学家做了大量推波助澜的工作，甚至可以说他们就是主要的责任人。后来纳粹精神的很大一部分营养即来自这里。
看看我们今天，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状况，大家各有体察。我们做北方民族史的，在网络上无论说点什么都会有人来骂。
其实我理解这些骂人的人，因为他们已经被教育成这个样子。他们骂是因为你说的历史和他们知道的历史不一样，而他们相信自己知道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你说的历史是错误的。
那么，他们的历史自信是从哪儿来的呢？
其实也源自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以来历史学自己发展出来的教条、观念或常识。这不是突然出现的，不是这几年才有的，而是很久以来、许多历史学家参与制造的。
当我们反感、反对乃至痛恨此刻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时，不要忘记这个时代是慢慢形成的，不是一两天突然冒出来的。
纳粹德国不是希特勒凭一己之力突然制造出来的。希特勒式的领导人也是被历史制造的，历史知识恰恰是制造他们的原料之一。
历史学和其他一切学科大概都是一样的，都是要对各自时代的历史负责任的。这个责任我们过去检讨得不够，我们太喜欢把自己当作受害人，把责任推出去。
1945年之后，西方学界对纳粹时期的历史学、考古学有很多批判、反思。其实还应该追到更深更远的地方，因为20世纪的学者又是继承他们前几代的学者而来的。
历史学家做什么，为谁做？所谓探究真理、探究真相，该探究什么，为谁、为什么探究？这些都是应该反思的。没有哪一个学科、哪一个人能宣称自己真正掌握了真理，这是到了今天我们应该完全明白的事情。但是做什么、不做什么，做到哪个程度，这确实需要我们反思学术史上、历史上的教训。
最后，我想说四个字：“有所不为”。
今天我们必须知道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坚决不做。作为一个反叛者，有所不为是一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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