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金融机构纷纷响应“五篇大文章”的背景下,马上消费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马上消金”)提交了一份颇具争议的普惠金融答卷。其独特之处在于,服务对象多为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覆盖的群体,而这正是普惠金融的核心价值所在。
然而,数据揭示的真相令人震惊。过去五年,马上消金的催收费用累计超过百亿元,这一数字不仅远超其同期净利润总和,更引发了关于“高利贷”与“暴力催收”的广泛质疑。面对“宁花百亿催收,不留百亿利润”的道德拷问,普惠金融模式的利弊成为行业热议的焦点。
百亿催收费:商业逻辑与争议并存
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4年,马上消金支付的催收费用分别为11.56亿元、15.01亿元、20.88亿元、28.20亿元和31.28亿元,五年累计达106.93亿元,且呈逐年上升趋势。这一规模意味着什么?
同期,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76.04亿元、101.74亿元、136.53亿元、157.95亿元和151.49亿元。2024年,催收费用占营收的比重高达20.65%,即每收入100元,需支出20元用于催收。而净利润方面,五年累计仅81.45亿元,催收费已远超利润总和。
与同业相比,招联消金资产规模约为马上消金的2倍,但2024年外包服务费(含催收)仅5.89亿元,远低于马上消金的31.28亿元。更值得注意的是,招联消金在营收下降4%的情况下,净利润逆势增长15%,这与其大幅压缩催收费用密切相关。
从商业角度看,马上消金愿意投入百亿催收,显然认为这是一笔“合算”的买卖。但百亿投入带来的实际效益,外界仍不得而知。
关联交易疑云:催收业务背后的利益链
马上消金的高额催收费用是否涉及关联交易?据媒体报道,其催收业务曾由自营团队负责,2018年后外包给重庆信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重庆信盟”),同时自营团队也转入该公司。最初,重庆信盟是唯一外包服务商,如今合作机构已增至135家,但其承接的业务量仍位居前列。
天眼查显示,重庆信盟是马上消金第二大股东北京中关村科金技术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实控人为赵国庆——马上消金的创始人兼董事长。这一关系引发“一手放贷,一手催收”的质疑,认为其通过关联交易实现利益最大化。
分析人士指出,重庆信盟与马上消金的“股东关联+高管重叠”关系,虽可能带来业务协同便利,但也存在合规风险。例如,重庆信盟及其合肥分公司等曾被曝光存在恐吓、侮辱欠款人、泄露隐私等违规行为,但这些机构仍出现在马上消金的合作名单中。
普惠金融的边界:高利率与用户权益之争
普惠金融是否应坚持低利率?这一话题争议不断。2022年底至2024年,马上消金的净息差分别为15.78%、15.06%和13.93%,远高于银行机构2%左右的水平。高净息差意味着客户承担的实际利率可能更高。
根据联合资信报告,2023年马上消金的平均贷款利率约20%,2024年虽表示控制在24%以下,但用户投诉显示,其通过收取服务费、担保费等方式推高实际年化利率,甚至超过国家规定上限。例如,旗下平台“安逸花”被指擅自开通会员扣费,且从信用额度中直接扣除,提高扣费成功率。
高额催收投入也带来了大量投诉。黑猫投诉平台显示,马上消金的投诉量达7.6万条,主要涉及暴力催收、扣取会员费、综合费率超标等问题。2024年,公司151.49亿营收中,利息净收入为94.95亿元,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达54亿元。这54亿元中包含多少担保费和会员费?公司未作详细说明。
模式争议持续:普惠金融的未来何去何从?
从常规视角看,马上消金确实“另类”:高利率让更多客户获得金融服务,高催收费用却带来更高收益。但伴随争议的是,其“普惠金融”之路能否持续?义利之辩又将如何演变?
在普惠金融的框架下,如何平衡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仍是马上消金乃至整个行业需要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