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1日，朱某、高某等人涉嫌敲诈勒索上市公司羚锐制药（600285.SH）等未遂案，在朱某被羁押15个月后（高某、季某等人先后被取保）迎来首次开庭。当日，多位医药行业人士到场关注，案件因涉及跨省“串货”与刑事指控的罕见关联引发广泛讨论。
跨省“串货”为何演变为刑事案件？
案件起因于高某等人通过青海渠道获取羚锐制药等药企的药品，并转售至安徽、江苏等地。2024年7月，羚锐制药青海经销商突然联系合肥博先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肥博先”）的季某，提出以青海中藏药业有限公司名义回购这批药品，并签订加价合同。然而，在验货环节，两名自称警方人员出示证件，指控季某涉嫌敲诈勒索，并当场出示刑事拘留书。
据季某描述，其与自称羚锐制药人员通过网络协商三周后，对方突然变更合同主体为羚锐制药，并声称原签约方青海中藏药业有限公司存在打款问题。双方最终以120.58万元的价格签订回购合同（原采购价93.47万元），但警方随后以“敲诈”为由介入调查。
“串货”行为与法律边界的争议
所谓“串货”，指药品经销商违反区域销售约定，将产品销往非授权区域的行为。此类行为虽影响药企定价体系，但过往案例中，药企通常通过合同约束经销商或回购药物解决。然而，本案中串货方被指控以“挂网销售”等方式威胁药企加价回购，涉嫌敲诈勒索。
根据新县人民检察院起诉书，2023年7月至2024年7月，高某挂靠青海健康云医药有限公司，通过虚假流向骗取药企信任，将药品跨区域串货至合肥博先等公司囤积。起诉书称，朱某安排季某通过挂网销售威胁药企，迫使企业以高价回购药品牟利，例如要求山西好医生以217万元回购97万元药品，湖北真奥医药集团以1490万元回购592.8万元药品。
但季某对此指控提出异议。他表示，警方曾要求合肥博先回购已售药品并卖给药企，以换取“谅解书”减轻量刑。其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警方甚至要求返还药企销售代表的个人损失。季某强调，8月签订的120万元回购合同未实际付款，仅78万元汇入公安专管账户。
法律定性：加价回购是否构成敲诈？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邓勇指出，本案核心争议在于是否存在“威胁或要挟”行为。若挂网销售属正常市场行为，且回购合同基于平等协商达成，则“威胁”指控难以成立；反之，若有证据证明串货方通过非法手段形成心理强制，则可能构成敲诈勒索。
另一不愿具名的律师表示，“串货”本身不违反刑事法律，药品价格由市场调节，经营企业有权自主定价。他关注本案是否会成为公安机关打击串货行为的先例。
药企“串货”管理难题与行业影响
“串货”现象在医药行业长期存在，主要源于区域价差驱动。例如，某抗肿瘤药因串货导致零售价从1200元/盒跌至800元/盒，渠道利润损失30%，市场占有率暴跌；某头部药企因渠道管控不力，核心产品价格混乱，损失约5000万元渠道利润。
一位药企人士分析，药企注重价格体系管理，尤其是医院销售产品。若串货导致同一产品在不同渠道价差过大，可能引发医保部门问责。例如，某药在医院售价50元，串货价35元，若网上售价40元甚至亏本销售，将严重扰乱价格体系。
医法汇创始人张勇律师认为，串货行为通常属于商业违约，可通过民事程序处理；若涉及非法倒卖、销售劣质药品或骗保，则涉嫌行政违法或刑事犯罪。他建议药企加强渠道协议管理，明确违约责任，并通过技术手段（如药品追溯系统）监控流通环节。
行业反思：如何平衡利益与合规？
一位资深从业者指出，打击串货的本质是药企维护区域垄断，但价差问题需通过优化定价策略解决。例如，成熟产品因利润空间有限，串货现象较少；而高返点模式可能催生内部人员与外部串货者勾结。
2015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药品价格改革的意见》明确，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取消绝大部分药品政府定价，建立市场主导的价格形成机制。这为串货行为的法律定性提供了背景——单纯价差交易不违法，但若伴随威胁、欺诈等手段，则可能触碰法律红线。
10月31日庭审中，朱某等人律师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管辖权异议等申请，法院宣布延期审理。新县警方回应称，案件正处司法流程阶段，暂不便公开细节。
此案不仅关乎个案正义，更可能为医药行业“串货”纠纷提供司法样本。药企需在维护价格体系与遵守市场规则间寻找平衡，而监管部门也需明确执法边界，避免过度干预正常商业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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