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陈永伟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尘埃落定，三位学者——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彼得·霍伊特（Peter Howitt）共同摘得桂冠。他们因在理解技术变迁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增长方面的卓越贡献而获此殊荣。其中，莫基尔通过经济史研究揭示了现代经济增长的起源，阿吉翁与霍伊特则从理论建模角度构建了‘创造性毁灭’机制，阐明技术创新在动态竞争中的核心作用。
乔尔·莫基尔1946年出生于荷兰莱顿，童年经历坎坷。一岁时父亲因癌症去世，母亲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带他移居以色列海法。1968年，他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获得经济学与历史学学士学位，随后赴耶鲁大学深造，1974年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聚焦‘1800—1850年低收入国家的工业增长与停滞’，导师包括著名经济史学家威廉·N·帕克。
自1974年起，莫基尔任职于西北大学，现任罗伯特·斯托尔茨文理讲席教授。他指导过五十余位博士生，并担任《经济史杂志》主编、经济史协会主席，主编《牛津经济史百科全书》。其研究核心是‘大分流’问题——为何18世纪前后东西方发展轨迹截然不同？西欧率先突破马尔萨斯陷阱，实现现代经济增长，而中国等地区则长期停滞。
传统解释包括罗伯特·艾伦的生产要素成本论、道格拉斯·诺斯的产权保护论、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贸易扩张论等。但莫基尔认为，这些理论存在三大局限：其一，无法解释现代增长在西欧的广泛扩散；其二，18世纪后增长对制度的依赖减弱；其三，难以说明现代经济对外生冲击的稳健性。
为此，莫基尔提出‘知识经济理论’，核心观点发表于2005年《经济史杂志》的《现代增长的知识起源》及后续著作《雅典娜的礼物》《增长的文化》中。他指出，现代增长对知识的依赖远超前现代经济。知识可快速传播，突破地域与制度限制，且科学应用增强了人类应对自然的能力，削弱了外生冲击的影响。
启蒙运动是知识地位上升的关键转折点。以弗兰西斯·培根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培根计划’，强调通过实验认识自然规律。这一计划不仅增加了知识数量，更提升了知识的可及性：学术期刊兴起、社会文化转向分享知识、大学与学术会议制度建立、知识需求提升。莫基尔通过构建‘启蒙运动指数’（统计《启蒙运动百科全书》中各国描述行数与人口比例）发现，英格兰、苏格兰和荷兰的指数远高于法国，与欧洲经济起飞顺序一致。
菲利普·阿吉翁出身显赫，母亲是奢侈品牌蔻依创始人加比·阿吉翁，但他选择投身经济学。1987年，他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导师包括2007年诺奖得主埃里克·马斯金。毕业后，他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后辗转欧洲学术界，2000年重返哈佛，2015年出任法兰西学院讲座教授。
阿吉翁的研究聚焦创新经济学，尤其关注技术进步的‘双刃剑’效应。他与彼得·霍伊特提出的‘创造性毁灭’理论，将熊彼特的思想引入现代经济学，阐明技术进步如何通过淘汰旧技术推动增长。该理论假设：产品生产依赖某种技术，掌握技术的企业获得超额利润，但技术进步依赖不确定的研发投入。一旦新技术出现，旧技术将被淘汰，带来双重效应：新技术的推广提高长期增长潜力，而旧技术的淘汰则冲击原有企业和利益集团。
与罗默模型相比，阿吉翁—霍伊特理论更贴近现实：其一，引入技术研发的随机性，可分析技术变迁与经济周期的互动；其二，纳入新旧技术的替代与博弈，为竞争政策、产业治理提供理论支撑。例如，既得利益者可能阻碍新技术扩散，凸显公平竞争机制的必要性；新旧技术更替可能导致失业，需完善社会保障与再就业培训。
阿吉翁的研究还涉及创新背后的微观机制与制度因素，如持股结构、融资环境、公司治理等。他关注创新政策的社会效果，如收入分配、发明人才培养等。其代表作《创造性毁灭的力量》系统梳理了数十年研究成果。值得一提的是，阿吉翁与中国学术界渊源深厚，曾参与中国经济改革讨论，并荣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作者 李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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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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