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带着一份宏伟的远期规划，组建了一系列创投基金，希望借用风险投资这个工具，完成预期中的城市经济结构转型，这在今天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故事。自2013年合肥城投一手缔造了京东方与长鑫科技的传奇故事，让“合肥模式”成为了一个符号，全国主要城市几乎都在“城市创投”这件事上展现出了积极甚至激进的姿态：
例如在华东，2021年，杭州先后提出设立总规模1000亿元的杭州创新基金，1000亿元杭州科创基金。2023年初，杭州又提出在原来的基础上，升级打造杭州科创基金、杭州创新基金和杭州并购基金3支千亿母基金，并推动形成总规模超3000亿元的“3+N”杭州基金集群。
在西南，成都高新区正通过“资本+产业+技术+人才”的综合布局，加快形成全国领先的“中试+基金”科创生态体系。2021年，成都高新区推出总计3000亿元产业基金计划，提出将利用5年时间打造百亿天使母基金，构建“1+N”天使基金集群。这一布局已初见成效——截至目前，成都高新区“中试+基金”引领科创生态成效显著，天使母基金合作规模已超200亿元，通过早期资本支持的科技项目超过200个。
然而，随着城市创投成为市场中的一个常见工具，逐渐从产业投资逻辑拓展为了股权投资逻辑、种子孵化逻辑，开始越来越多的进入早期轮次，一个新的命题也随之而来：对于成长期的创业公司来说，相比于市场化资本，城市创投有什么难以被替代的独特优势吗？
这是个很棘手的问题，但成都正在尝试给出新答案。
“创投明星城市的难题”
在“城市创投”这个话题里，成都是近几年当之无愧的明星城市之一。
首先从参与度来看，据投中研究院发布的《2024西部地区私募股权和资本市场发展报告》显示，自2019年以来到2024年9月底，西部地区共设立2432只基金，在新增基金规模上呈现了漂亮的逐年递增趋势，推动西部成为国内股权投资基金最活跃的区域之一，而成都国资则是整个过程中的“绝对主力”——自2019年以来，注册在西部地区的基金共进行4206笔投资，来自注册于成都市的基金贡献了其中的1229笔投资，而成都国有资本则是这些基金的最主要资金来源，在过去五年的募资市场里累计贡献69.21%的份额。
其次难能可贵的是在海量投资的同时，成都并不缺乏代表作。2016年，成都高投集团与成都产投集团共同向海光信息投入15亿元，成为战略股东。这笔投资很快显现价值：在上市前，成都国资通过两次股权转让就已收回全部投资成本。截至目前，成都国资仍持有海光信息16.96%股份，随着AI产业爆发，这部分持股在2025年5月对应市值已达537亿元，浮盈超过500亿元。
除了财务回报，这笔投资更带来了重要的产业价值。海光信息的两家核心子公司落地成都，在成都高新区提供的孵化空间、银行融资等配套支持下，成长为当地集成电路产业的链主企业。
可以说，通过这笔果决的投资，成都成为了半导体产业爆发和AI崛起时代的重要受益者。
更重要的是在政策层面上，成都一直走在“城市创投”改革的前列。例如早在2024年7月，成都高新区就在“2024成都高新策源资本生态大会”宣布种子、天使、创投、产投、并购基金等政策性基金将按照80%到30%的标准进行设置容亏率，市场化基金的容亏率设置为20%，是国内首批明确国资平台容亏标准的城市之一。2025年5月，“容亏”与“耐心”再次得到了文件层面的确认，当月发布的《四川省推动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强调，政府引导基金和国资基金投资损失容忍率最高60%，对于投资种子期企业或未来产业的基金，可进一步提高至80%；单个企业（项目）最高允许100%亏损。
然而一个现实问题在于，市场惯性是很难瞬间改变的。虽然风险投资、股权投资已经成为了创业过程中的常见工具，但是行业里通行的“募投管退”流程实际上成型于高度市场化的环境中，并不能直接适用于社会分工有着明确不同的国资平台。以至于创业者们在接触国资背景的投资基金时，几乎本能地产生一种偏见：如果接受非市场化的投资，会不会导致公司原本基于产业逻辑形成的生产流程变得缓慢、机制变得僵化、管理层决策受限？
这是共性挑战，还有个性挑战。虽然成都拥有大量985、211高校与科研院所，在科研成果积累和人才资源上都具备一定的优势，也基于三线建设等战略性工程积累了相对厚重的产业基础，进而拥有了相对不错的创业环境。但一体两面的是，这也决定了成都涌现出的大量创业项目集中于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生物医药等科研导向的赛道上，其发展周期与风险投资习惯的“退出周期”并不匹配。以至于许多来自成都的创业团队，在成立之初并没有将“资本市场”纳入发展规划当中，并不清楚VC/PE能够为企业发展提供的帮助。
成都星卫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卫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星卫讯成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创始人万明刚都没有选择主动接触“资本市场”，一方面是因为2021年前后的“商业航天”还是一个尚未成型的概念，人们还并没有普遍将“卫星服务”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这直接压缩了卫星通信领域的想象空间，人们普遍估算卫星通信的市场规模大概只有“几亿”左右。再加上，整个卫星通信市场还有不少国外巨头参与分割，这让很多投资人判断“卫星通信”并不适合资本参与。
另一方面，万明刚出身国内卫星通信领域的头部院所。回到成都创业的时候，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源积累与行业洞察，也足够星卫讯仅在“项目制”的基础上实现了“数千万”的营收水平。这进一步加深了所有人的判断，认为星卫讯做的就是一门“小而美”的生意。
中科星能（成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科星能”)的创业故事也有类似的开头。中科星能同样拥有深厚的科研背景，是天府绛溪实验室孵化的项目，2024年开始筹备企业化落地，2025年拿到了高新创投、英诺天使基金的首轮数千万级别的天使投资，从时间线上来看非常顺利。
但创立之初，创始人刘建伟对“资本市场”有一种很强的“排斥情绪”，因为此前的一段创业经历告诉他：很多基金的投资并不考虑企业长期发展，只盯着利润和利益，容易让公司为了抬升市值急功近利，最终变成 “竭泽而渔”，对长期稳定发展不好。其次，他也很担心早期阶段的投资协议中的对赌条款都比较苛刻，对创业者不友好，再加上“投融资肯定要稀释股份”，他总担心“股份稀释多了，最后失去公司控制权”。
怎么才能让中科星能和星卫讯这些有潜力有能力的企业，消除误解、不被埋没呢？这正是成都城市创投最现实的挑战。
“让基因扎根在高新区”
星卫讯与成都的创投故事，“反转”于一场“双向奔赴”。
虽然星卫讯在成立之后很快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模型，拿到了“数千万”的营收，但团队也并不是没有压力：随着“星网”“千帆”星座项目的逐步落地，以及SpaceX带来的巨大示范效应，商业航天在2023年之后迅速成为资本市场热衷的投资主题，而卫星通信作为商业航天最主要的在落地场景，则在这场势如潮水的产业崛起过程中成为增长最快的细分赛道——据中信建投研报估算，我国卫星通信市场规模2023年超800亿元，预计2024-2029年市场规模年均复合增速约为15%，最终增长至突破2000亿元左右的水平。
这本来应该是好事，但问题在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国内卫星通信企业普遍走的都是“集成商”模式，采购国外的调制解调器做集成，在终端服务场景上产生收入——这条路径技术门槛不高，很难产生绝对的竞争壁垒。
市场环境正在变好，竞争正在肉眼可见的白热化，星卫讯并没有太多的先发优势。万明刚也正是在此时意识到，或许可以借用“资本市场”的帮助来完成公司业务的升级，从而更好地接住即将到来的产业红利。
恰巧此时，管理着成都高新区天使子基金的博源资本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断。他们认为卫星通信是一个空间巨大的市场，从4G、5G到未来的6G天地融合一体化通信，拥有充足的想象空间，但目前的现状是行业主要参与者还是像华为、中兴这类头部公司，买方也基本集中在应急、电力、石油、军工这些特种行业，并没有形成规模化、常态化的行业生态。
与此同时，虽然市场快速的增长吸引了许多创业者下场，可选择的标的数量猛增。但现实问题在于“星网”“千帆”这些项目的组网需要时间、需要等到运力成本被“打下来”，因此许多公司在创业之初就陷入了巨大的生存危机当中，很难让人看到承接大规模成长的可能性。对于博源这样的投资人来说，他们显然更需要找到一家短期盈利性和长期成长性兼具的企业。
基于相同的愿景，星卫讯与博源资本走到了一起，在2024年完成了自成立以来的首轮外部融资，开始了“升级之路”：
投资完成后，变化迅速发生。在博源资本与成都高新区的共同推动下，星卫讯将原本分散在武侯区、天府新区的办公场地和研发测试资源，全部整合至高新区金融城。这一举措带来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人才聚集力大幅提升，团队规模从投资时的80人迅速扩张至近200人。
除此而外，考虑到星卫讯是首次接触资本市场的技术型团队，博源提出了更加针对性的投后服务。“从整理BP思路、陪同路演，到第二轮融资时帮他们梳理商业模型，教他们如何向资本市场传达企业愿景和价值，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博源资本在该项目上的投资负责人介绍。在业务端，博源利用其在射频微波产业链上投资二三十家企业的生态资源，为星卫讯链接了做天线的企业、无人机公司，共同开发应急领域等市场。
如今，星卫讯已成为国内行业应用卫星通信终端出货量第一的龙头企业，“基因”已深深扎根于成都高新区。星卫讯的业绩也在2023年后进入了爆发式增长状态：2023年星卫讯的营收维持在“数千万”水平，2024年首次突破1亿元，而截至目前2025年的预期已经达到了2.5亿元，同时保证了”数千万元”的利润。
与星卫讯几乎同期，中科星能也完成了“从排斥到共赢”的转变。
中科星能从天府绛溪实验室孵化，专注于高比能电池技术，是典型的长周期、科研导向型项目，理论上很适合产业方或者国资平台的参与。但此前与一家大型产业方合作的经验让他对“非市场化”资本心存顾虑。“当时投资方是绝对控股，决策慢，且不一定完全利好新公司的发展。”刘建伟回忆，这让他一度对引入外部资本，特别是担心失去公司控制权持谨慎态度。
转折点发生在与成都高新区的接触中。转折点发生在与成都高新区的接触中。高新区在系统评估后，决定以“引导+直投”的方式介入：一方面，由高新创投进行直接股权投资，表明了区域资本对项目的信心；另一方面，主动为其对接英诺天使基金等市场化投资机构，共同完成本轮融资。这种“国资领投、市场跟投”的模式，以及几次深入的交流，改变了刘建伟团队对资本市场的刻板印象。
“我们发现他们并非追求短期利益，反而更看重公司本身的长期发展，并且能在上下游资源上给我们很多补充。”刘建伟说。同时，一个外部案例也影响了他：一家技术实力不俗的合作伙伴，因缺乏早期融资履历，在寻求高估值时被资本市场质疑。这让他意识到，规范的融资流程本身就是企业成长不可或缺的一环。
最终，中科星能在2025年初成功完成了由高新创投、英诺天使基金参与的首轮数千万元融资。高新区在此过程中，提供了从公司选址、后续建设指导到协助申报各类资质等全方位的落地服务。
“中试基金，全新的答案”
星卫讯与中科星能的故事，是成都高新区系统性打造的"资助—种子—天使—创投"早期资本支持体系成效的缩影。在10月17日刚刚举行的2025年中国成都天使投资生态大会上，这一支持体系的最新成果得以集中展现：成都高新区早期资本体系基金规模已超过200亿元，支持早期项目超过200个。
本次生态大会上，这一支持体系得到进一步夯实，现场完成了多轮重要签约：本次共完成9支合作基金签约，合作规模74亿元，完成完成了31个资助、种子、天使项目投资签约。
其中在天使母基金层面，成都高新区与富华资本、联想之星、鼎兴量子、险峰长青、道彤投资、中科创星等6家基金管理人（GP）集中签约。该批天使子基金将聚焦新能源、新材料、第三代半导体、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围绕“卡脖子”技术、国产化替代等项目开展投资，加快推动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不过，这并不是成都提出的唯一答案。在通过子基金直接投资星卫讯、中科星能这类明星项目之外，成都高新区将城市创投的链条再次向前端延伸，尝试一种更具基础性的模式：投资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设施"——这便是于2024年底开始重点推动的"中试平台建设基金"。
因此在本次大会上，成都高新区还完成3支中试子基金、4个中试平台项目签约，并围绕成都高新区16个重点产业链启动了天使母基金中试子基金征集。
所谓"中试"，指的是产品正式投产前的试验，是产品在大规模量产前的较小规模试验。成都高新区在这一环节的系统性布局已颇具规模——目前，高新区已规划建设近100个中试平台，覆盖集成电路、创新药、新能源、新材料等领域，连接高校院所100余个、孵化载体140余个。2025年，中试平台相关基金已立项12个项目、决策5个项目。其中，万应微集成电路先进封测中试平台是西南地区首家面向高端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企业与高校研发提供先进封测技术服务的中试平台，也是首个获得高科中试平台基金投资的项目；蜂鸟智能硬件中试平台则在此期间实现B轮融资并完成市场化运营。
通常，企业在"中试"环节有两种选择：自建"中试车间"或委托第三方服务商。蜂鸟智造成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蜂鸟智造"）正是后者中的代表。其创始人田勇创业之前，就在大厂负责"中试"环节，帮助团队完成工程化和产品化。
一切逻辑很顺，是典型的市场需求催生的好生意，但问题也很直观：创业公司太分散了。蜂鸟智造遇到的挑战就很典型，“要招人、布点、投固定资产，而科技成果转化早期项目都是小而散的，陪伴周期又长，得让项目看到我们的实力（团队、设备、资金、资源）”，最终导致公司反复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困境，在2023到2024年前后承受了不小的财务压力。
成都高新区对创业生态的规划在此时发挥作用。高新区不仅成立了规模10亿元的中试平台建设基金，直接投资蜂鸟的B轮融资，还从多个层面提供助力：搭建“应用场景联盟”，开放园区、学校等公共资源，为经过中试的产品提供真实测试场景；同时，支持蜂鸟发起设立了全国首支由中试平台运营管理的股权创投基金，使其能够投资那些经过自己验证的优质项目。
这些举措帮助蜂鸟构建了一个更具可持续性的商业模式：短期依靠中试服务和孵化收入，中长期则可以通过股权投资分享企业成长的红利。田勇表示“今年公司营收增长了20%到30%，上半年已经扭亏为盈。”
而对成都万应微电子有限公司的投资，则完整展现了中试平台基金的产业视角。作为西南地区首家面向高端集成电路芯片设计企业与高校研发提供先进封测技术服务的中试平台，万应微电子也是首个获得高科中试平台基金投资的项目。这家成立于2021年的企业，在高新西区建成占地14亩的厂房，专注于系统级封装这一半导体产业的关键环节。
在射频微波领域，随着制程工艺趋于稳定，封装技术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成为影响芯片性能的核心因素之一。投资方"中试平台建设基金"看中的，正是其作为本地半导体产业"公共技术平台"的价值：
"对成都本地的射频微波企业来说，能有一家兼具先进封装设计和实现能力的本地工厂做中试平台，对他们研发新型芯片太重要了。"中试平台建设基金项目负责人解释道，““成都作为射频微波芯片的产业聚集区，拥有两三千家设计企业，但长期以来缺乏本地的高端封装能力。企业研发新型芯片时，只能将样品送到沿海地区进行封装测试，周期长、成本高。”
而万应微的创始人万里溪是中科院微电子所封装测试组的组长，在国内封装界拥有很强的号召力，其团队的技术能力正好填补了成都半导体产业链在高端封装环节的空白。
基于这个前提，投资完成后，中试平台建设基金对万应微电子也展开了针对性的赋能。投资方观察到，虽然万应微在封装技术上实力突出，但在将技术优势转化为稳定产能的过程中，需要进一步提升运营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创始团队在技术研发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而在生产调度、供应链管理等方面还需要补充专业经验。
“我们建议他们增设专门的运营管理岗位，从成熟的半导体企业引入具有丰富经验的专业人才，负责优化生产流程和日常运营。”项目负责人介绍。这一调整带来了明显的效果：生产计划更加有序，设备利用率得到提升，客户订单的交付周期也相应缩短。
总之从星卫讯到中科星能，从蜂鸟和万应微，这四个故事非常具体地传递出一个信号：
如今在城市创投的探索中，成都国资的角色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既有对创新风险的包容，也有对产业规律的尊重，通过投资中试平台这类基础设施，为创新链条补齐关键环节，已经远远不是我们熟悉的“城市招商”或者“产业投资”逻辑能够概括的了。
而可以预见的是，这些看起来“难而漫长”的投入即将显现成效。除了早期标杆项目的成功，更多科技企业正在这套体系支持下稳健成长。而中试平台的培育和发展，意味着成都的创业生态正在形成自我强化的能力——这将是当下城市创投时代的一个扎实的正反馈，或许也正是成都对“城市如何支持创新”这一命题给出的最实在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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