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公共事件发生，原本的论理探讨往往会演变成激烈的权力斗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人们比拼的是声音的大小，是能否代表国家或人民的立场。这种现象的背后，是意见的多样性和利益的冲突，是观念的不一致。
有人曾指出，人的思维方式往往是先有结论，再寻找支持这一结论的论据。这种模式与AI的运算过程不谋而合，引发了人们对AI是否会变得像人类一样复杂的担忧。然而，这种阐述方式实际上是一种有目标的生产过程，而目标或结论的来源，却往往被忽视。
如果单纯从观念的角度来看，人们信仰的体系千差万别，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个人主义、集体主义等。在当前网络环境下，个人主义似乎更为盛行。人们被鼓励关注自己的内心和利益，建立主体性。但这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有多少人在谈论问题时，是出于真实的观念，而非违心之言？
以西贝争议为例，有微博高管质问贾国龙，在与罗永浩的争论中，他代表谁？言下之意，贾国龙作为资本家，是否有资格与人民群众进行权力斗争？这背后反映的是对个人维护自身利益权利的质疑。个人是否只能代表阶层、阶级或势力，而不能代表自己？
更令人担忧的是，有些人擅长将论理问题转化为斗争。比如，将消费者权利的话题转化为意识形态斗争，迫使每个人站队。这种斗争思维背后，是世界观中只有利弊没有好坏的观念。然而，应然（价值观）与实然（行为）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应然是对事情是非对错的判断，而实然则是实际行为。我们不能因为实然行为符合个人利益，就认为它是正确的。
那些口口声声谈论工业化文明和人民利益的人，往往并非真正的集体主义者。他们要么自认为是企业家群体的代言人，要么自认为是人民的代言人，但他们的出发点往往是身份而非是非对错。
有人可能会认为，反对个人主义就是集体主义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以罗永浩与西贝的争议为例，罗永浩最初只是对餐厅产品不满而抱怨，这是他的权利。即便他说的不对，也没有人有义务只说正确的话。然而，当这种抱怨演变成号召网友吵架时，就超出了保护自己权利的范围，进入了权力斗争的领域。
这种现象并非孤立存在。在《世界大战中的宣传技巧》一书中，译者提到，20世纪可以被称为宣传的世纪。宣传作为一种斗争工具，在过去一百年里被广泛使用。然而，思想和语言并不全然是武器，它们不应被用来进行无休止的斗争。
那么，为什么人们总是喜欢斗争呢？这可能与功利个人主义的泛滥有关。英国学者保罗科利尔在《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一书中指出，个人主义的泛滥是现在的问题。尤其是利益导向的个人主义，导致人们在争吵和斗争中无法达成一致。
个人利益的分裂一方面是因为利益变少了，争夺加剧了；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利益变得太快，取决于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和价值观。当价值观不稳定时，人们就没有稳定的长期目标，无法实践长期主义。
因此，我们应该多追问自己，包括写文章的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关注价值观的稳定？作为KOL或媒体人，我们的价值观是否稳定？我们是否以权力欺人？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以张楠的例子为例，他认为投中写评论文章应该维护权利为底线，保持相对宽容为标准。然而，在批评企业家在团建时撒钱的行为时，他却因为将自己代入了投资者、股民的角色而要求苛刻。这种价值观的不稳定导致了他对自己话语角色的更替。作为职业写文章的人，我们应该展现给读者一个稳定的理想作者形象。
总之，西贝争议背后反映的是权力斗争与观念分歧的复杂交织。我们应该警惕将论理问题转化为斗争的倾向，关注个人权利的同时也要考虑价值观的稳定。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公共事件中保持理性与客观。
猜你喜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