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作者：朱成呈
杭州，这座兼具历史底蕴与现代活力的城市，始终站在时代前沿，不断探索创新之路。
从南宋时期的商贸繁华，到电商、金融与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杭州始终秉持着一种‘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既立足现实，又追求理想，成为推动城市不断前进的内在动力。
‘求是’，作为浙江大学的校训，由八十多年前时任校长竺可桢提出，旨在倡导科学理性与实证主义的知识传统。当这种精神渗透到城市的产业结构、创业生态与政策逻辑中时，便演化为杭州科技创新的底层算法，引领着城市走向更高水平的创新发展。
过去二十年，杭州凭借这种精神，成为中国民营科技力量最活跃的实验场之一。无论是‘阿里系’带动的商业互联网周期，还是近年兴起的智能制造、人工智能浪潮，众多创新路径都指向了浙江大学。浙大校友以独特的群体姿态崛起，在科技、商业等各个领域落地生根，成为推动城市创新的重要力量。
这条创新之路仍在不断延伸。
近年来，杭州再次涌现出一批由浙大体系孕育的新创企业，这些企业集中在AI、机器人、空间智能等前沿领域。与十年前的互联网创业潮不同，它们大多源自实验室或研究团队，商业化的推进节奏更慢，但技术积累更深，为杭州的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浙大系’崛起，引领创新潮流
在杭州，资本圈已习惯用‘浙大系’来指代这一新兴的创业谱系。
与过去十年主导杭州创新叙事的‘阿里系’不同，‘浙大系’创业群体的崛起并非建立在商业模式创新之上，而是以基础研究和硬科技为支点。这些创业者大多来自学术体系，融资节奏更稳，企业形态更‘技术原生’，为杭州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坚实的支撑。
朱秋国，作为‘浙大系’创业者的典型代表，是浙江大学副教授，也是杭州云深处科技的创始人兼CEO。八年前，他带领团队从四足机器人切入，如今又进入更具技术挑战与产业前景的人形机器人赛道。他的职业路径清晰勾勒出‘学术向产业’的迁移轨迹，为‘浙大系’创业者树立了榜样。
朱秋国的团队几乎全部由浙大的博士、博士后组成，学术体系的传承与企业创新在此形成显著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不仅体现在团队构成上，更体现在技术积累和创新思维上，为企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融研究院院长史晋川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浙大的科研与学科定位本身就决定了其创新的内生逻辑。浙大一直是一所以理工科为底色的综合性大学，科研方向强调‘顶天立地’，既要瞄准国际科技前沿，也要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这种定位不仅塑造了学校的科研导向，也深刻影响了教学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
‘科学的定位、学科的布局、科研的方式，和教学是结合在一起的。’史晋川说，‘这些理念并不是停留在实验室里，而是渗透在从本科到博士的整个培养过程中。学生在学习阶段就会接触科研项目、技术转化乃至产业合作，这让他们在面对创业与创新时具备天然的熟悉感和亲近感。’
这种‘科研—教学—创新’的结构闭环，为‘浙大系’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沃土。以DeepSeek创始人梁文锋、群核科技创始人黄晓煌与陈航为代表的企业家群体，正是这一教育体系‘溢出效应’的生动写照。
二十年前，当人工智能在国内仍是冷门领域时，梁文锋凭借扎实的工科基础与敏锐的意识，在浙江大学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选择了人工智能方向。那时，他常年泡在实验室，研究机器视觉，甚至自费购买零件组装设备。这种实践导向的科研训练，后来成为他探索量化交易、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金融市场的起点，也为他日后的创业之路奠定了坚实基础。
浙大竺可桢学院培养的另一批青年，也在不同维度上延展了浙大的创新谱系。
黄晓煌与陈航，同为2003级混合班学生，接受的是更具交叉性和自主性的教育体系。混合班倡导不同专业的优秀学生共同学习，以通识课程与前沿项目打破学科边界，强化逻辑、数学与人文的复合能力。这种教育模式为他们的创新创业之路提供了广阔的视野和多元的思维。
大一，黄晓煌就进入导师鲍虎军教授的CAD实验室参与科研，提前接触图形学研究；陈航则在编程竞赛与国际交流中拓展视野。两人毕业后共同创办群核科技（酷家乐），让GPU渲染、空间计算与AI算法真正进入工业级应用场景。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数据，按2023年平均月活跃用户数计，群核科技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空间设计平台，展现了‘浙大系’创业者的强大实力。
从朱秋国的人形机器人，到梁文锋的AI大模型，再到黄晓煌、陈航的空间智能，‘浙大系’创业群体的共同点在于：科研训练与工程实践之间不存在‘断层’。史晋川认为，‘浙大系’的创新呈现出一种‘普遍性’，即创新不再是少数实验室的特例，而成为浙大文化中的一种日常。‘你会发现，浙大出来的人，无论去企业还是自己创业，都天然带着一种做实事、做技术的倾向。’
‘浙大系’已成为杭州创新生态中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一名产业经济分析师指出，‘浙大系’创业群体在杭州创新生态的作用显著，但并非是一种‘大学驱动型’城市模式，而是一种包含大学在内的‘复合驱动型模式’。这种模式为杭州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浙江大学作为关键‘策源力量’和人才孵化器，科研成果转化能力极强，教师与校友创办的企业涉及AI、生物医药、芯片、新材料等多个前沿领域。当前，‘浙大系’创业群体已成为杭州创新产业的中坚力量，为城市的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支撑。
有研究者注意到，浙大在技术创新、人才供给、创业孵化乃至地方政策咨询中，均发挥着‘城市大脑’的作用。此外，浙大还通过设立创新创业学院、国家实验室、科技园区等，并将科研成果直接嵌入地方产业链，形成了‘知识—资本—产业’的闭环，为城市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
从‘电商之都’到‘科创高地’，杭州的华丽转身
杭州的经济版图，正在从‘流量驱动’转向‘科技驱动’。过去十余年，在阿里巴巴的带动下，杭州塑造了全国数字经济的样板；如今，随着大模型、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医药与新能源等产业崛起，‘电商之都’正转向‘科创高地’，展现了城市发展的新愿景。
一名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的经济学者认为，杭州的转型本质上是数字经济向智能经济的跃迁，内在动力主要来自三个层面。其一，杭州推动‘软硬融合’的创新体系，形成从数字技术应用到原创科技创新的路径；其二，杭州为科创企业提供政务与数据资源支持，成为创新土壤的重要保障；其三，杭州市政府与各类创投机构、产业基金形成强互动的创新生态，叠加宽容失败的创业文化，从而形成一个高密度、可循环的创新生态系统。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浙江大学的角色尤为关键。史晋川指出，浙江大学设有创新创业研究院，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型学院，而是一个整合学校科研资源与校友力量、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的平台，为城市的科技创新提供了重要支撑。
这一体系不断延展。史晋川的学生、银杏谷资本创始人陈向明便是典型代表。银杏谷资本围绕‘浙大系’创业群体累计投资七八十个项目，聚焦硬科技领域，其中包括人形机器人公司云深处。这种投资方式不仅体现了资本对‘浙大系’创业者的认可，也为城市的科技创新提供了资金支持。
陈向明十多年前开始做硬科技投资时，就形成了一套‘递进式’策略：先关注由浙大院士主导的创业项目，再持续追踪这些院士团队中博士、硕士毕业后新成立的公司。史晋川解释称，‘这种投资方式有个好处，就是知识和经验可以累积，而不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这种策略为城市的科技创新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在这种由校友资本、科研成果与创新企业相互循环的体系中，新一代创业者正快速涌现。
今年初，短短两天内，两家浙大竺可桢学院校友创办的企业相继宣布融资：AR眼镜独角兽Xreal完成6000万美元新一轮融资，创始人徐驰与联合创始人肖冰、吴克艰均为浙大混合班出身；另一家AI语音企业波形智能成立不足一年便完成两轮融资，背后是西湖科创投与藕舫天使等多家带有浙大基因的投资机构。这些成功案例进一步证明了‘浙大系’创业者的强大实力和无限潜力。
藕舫天使基金正是这种‘产学研资本融合’模式的缩影。其投资人及创始团队均来自浙江大学，专注于投资‘浙大系’创业群体的早期项目。近期与浙大杭州国际科创中心共建‘藕舫青溪基金’，首期规模1亿元，旨在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完善基金矩阵、深化产业协同。这种模式为城市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
‘项目的科技属性是吸引投资人的关键。’陈向明此前表示，‘大学与物理空间的结合，会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也为创业者和投资人创造更多机遇。’这种结合不仅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也为城市的科技创新注入了新的活力。
回望杭州的城市创新演化，逻辑早已超越单一产业的繁荣。阿里带来了数字经济的第一波浪潮，如今，以浙江大学为中心的学术网络、资本网络和产业网络，正共同推动形成第二波科技周期。杭州也从流量驱动的电商之都，迈向知识密度更高、技术含量更深的科创高地，展现了城市发展的无限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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