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有抖音神曲,后有AI音乐,精品音乐创作要如何走下去?
文|《中国企业家》记者 王怡洁
见习记者 孙欣
编辑|何伊凡见习编辑|李原
头图摄影|邓攀
“我一天班都没上过,社会经验是零。”SBMS音乐制作公司创始人郑楠不擅长商务交际,如今却是一家音乐制作龙头公司的掌门人。
郑楠的办公桌旁放着三个大小不一的显示屏用来编曲。桌子左侧叠放了3架音色不同的键盘,右侧放着5把吉他。推门进入,第一眼看见的是印着“卡皮巴拉”水豚动漫的脚垫,门两侧两个收纳柜里,堆放着几十个公仔。这是公司中他最自在的地方,编曲灵感来了他会奖励一个巧克力派给自己。
你可能没听过郑楠的名字,但一定听到过他制作的歌曲。郑楠曾为林忆莲、S.H.E、李宇春、薛之谦、许嵩、华晨宇等歌手制作专辑,也担任过《歌手》《偶像练习生》等节目的音乐总监,“音乐天才”“顶尖制作人”等标签是行业内对他的一致评价。
出生于1983年的郑楠年少成名。2001年,他凭借原创作品加分,考入中国传媒大学音乐编辑专业。2005年参加华研国际第一届创作大赛,获得亚军后签约了当时中国台湾最大的唱片公司。2007年,郑楠便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金曲《中国话》。
2022年,郑楠创立音乐制作公司SBMS,签约原创作者并代理其版权,承接歌手专辑、演唱会、综艺节目、游戏背景等多场景音乐制作,在国内音乐制作创业公司中是规模最大的一家。目前,SBMS累计营收规模超亿元。
摄影:邓攀
SBMS是Speed Bumps Music的缩写,意为“减速带”。郑楠希望自己能在做音乐时不忘刹车,慢一点,做得精细,也做得更好。
虽然郑楠已然是行业“大拿”,但天才创业的梦幻开局,也要面临骨感的现实。
“华语乐坛是在缓慢下坡的。”郑楠无奈表示,目前的音乐产业越来越像一个商业游戏。真正应该被重视的核心——创作者们常常被大众忽视。
短视频的流行让BGM(背景音乐)成为最大众的形式,音乐行业的壁垒逐年降低。魔性洗脑的神曲能在一夜间火爆全网,赚得盆满钵满,这都在侵蚀传统唱片的市场份额。
9月20日发布的《中国数字音乐产业报告(2024)》显示,2024年包括在线音乐、在线K歌、短视频、直播在内的中国数字音乐市场总规模约为2113.5亿元。其中短视频规模538.5亿元,音乐直播规模1192.3亿元,二者占了总市场规模的8成以上。
音乐行业的节奏还在不断加快,更短、更洗脑、更流水线的音乐占领了更有利的生态位。2025年,传播最广、刷屏最多的是抖音神曲《跳楼机》《大展宏图》。有媒体指出,不少神曲从创作到发表,不到一周就可完成,而传统流行歌曲要打磨数月、甚至数年。
音乐创作壁垒降低、歌曲总数量激增的同时,大量作品无人问津。腾讯音乐发布的《华语数字音乐年度白皮书》显示,2024年华语新歌年产量同比增加66.2%达135.1万首,其中67.4%是独立发行作品,但年播放量少于1000次的新歌数量也同比增加了92.6%。
郑楠透露,现在不少年轻的优秀词作者创作一首歌的歌词,保底约4000元。被买断后,甚至拿不到任何版权费用。制作精良的歌曲收益入不敷出,这显然不符合郑楠心中的长期主义。
但下沉市场的歌曲还在以极快速度变现。2025年,《跳楼机》爆火时,其中一句歌词“可能是我贱吧”引发了争议。音乐博主“遇见好音乐-觅听”称,这首在2024年底发布的歌曲,四个多月间收入约4000万元。其中包括1500万元的流媒体结算、500万元的YouTube、Spotify等海外发行版税、500万元的演出授权以及重置、公播、手机智能终端授权费用等。
巨大诱惑下,神曲的创作周期被极致压缩。“没有人能够预判哪首歌会爆火。”郑楠说。最具性价比的创作方式是规模走量,流水线生产。粗糙的制作自然也只能采用“标准化”的创作公式,不少神曲都是按照“C G Am Em F Em Dm G”、“4536251”的公式创作。某短视频音乐人车子馨表示:“一万首歌投下去,万一火一首就成。”
“这是商业运作,不是创作者的问题。”郑楠说。专业创作者们可能认为神曲和弦简单,套路明显,但套路式音乐往往越是专业创作者越难写出。
前有下沉猛虎,AI又在跃升为更危险的变量。去年开始,海外上线了Suno V3等音乐大模型,如今AI不止可以作词、作曲,甚至可以直接编曲。
“AIGC内容让音乐供给更加爆炸式地增长,持续稀释着版税收益池的单位价值,加大了传统音乐人的生存压力和被替代风险。”音乐人敖然在今年的中国数字音乐产业大会上强调。
精品创作要如何走下去?郑楠表示,神曲目前对自己影响不大,SBMS会一直走精良歌曲制作的道路,但年轻创作者的心态可能会有波动。
他更担忧的是AI音乐,对此他持悲观看法:“未来音乐行业迟早会消失,或许几十年,或许一百年。”
以下为郑楠接受《中国企业家》专访的内容整理(有删节):
如果我直接说自己小时候就显现出了音乐天赋,是不是有点太嚣张?
我出生于一个音乐世家,父亲是专业的手风琴琴手,我自幼便学习钢琴、键盘等乐器。正经开始玩音乐是在高中,那时候是自己瞎玩。后来父亲看我每天鼓捣,就找来一个(编曲)合成器,我就自己试着编曲,弹一轨,录音,然后再弹一轨。
2001年高考时,我报考了中国传媒大学,带着自己编的音乐作品去艺考。当时学院的老师很喜欢我的作品,给我加了很多分。即便文化课成绩不突出,但凭借加分,我顺利被中国传媒大学音乐编辑专业录取。那时的音编专业是学习为电视台节目做音乐编辑,也不是正儿八经学做编曲。
21世纪初,中国台湾出了许多著名歌手,华语乐坛正在黄金发展期。内地卡拉OK房间里,几乎都是港台歌手们的金曲。那时我开始跟朋友们一起做卡拉OK伴奏制作,即将歌曲的人声分离,做出纯音乐版的伴奏。
2003年,我做一首伴奏能赚300~500元,一个月能赚一万多元,所以很早我就实现了财富自由。但钱一到手就被我花光,拿去中关村买设备,这也是我最快乐的事情。那时中关村到中国传媒大学还没通地铁,往返需要坐大约4个小时的公交,去的时候拿着现金,回来的时候抱着设备。
郑楠 摄影:邓攀
后来我开始尝试给QQ堂、泡泡堂等游戏做背景音乐,最早期的QQ堂登录界面的音乐就是我做的。从那时起,我也步入了创作时期,慢慢接触更多的音乐应用场景。
被唱片公司签约,成为一名专业的音乐创作者,是我从没想过的一件事。
2005年,我大四,按照父亲对我的规划,毕业后我会回杭州参加校招,进入电视台,端上“铁饭碗”。但我在填写电视台招聘资料的时候,乱写了一通。
那年,中国台湾知名唱片公司华研国际举办了第一届创作者大赛,我没写过太多原创歌曲,手上只有十几首自己写的歌。大家都觉得能给孙燕姿、周杰伦写歌是贼牛的事。抱着一点期待,我发送了参赛邮件,没想到得了第二名,随后就跟华研国际签约了。
我告诉爸妈自己要去“北漂”了。他们没有太多的犹豫,就给我在北京买了房子,让我不需要为房租、生计去发愁。要不然如果每个月还要交2000~3000元房租,带着压力我可能就干回卡拉OK了。
华研签我还是挺开心的,我觉得我一定要争口气,做点东西出来。
刚签约那段时间我很疯狂,基本上一个月能写10~15首歌,这种疯狂纯粹来自于自驱力。一年多时间里,我写了一百多首歌曲,平均三天写一首歌。那段时间我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最高纪录是两周没有出门,楼下饭店的外卖盒子在家里堆得连门都打不开。时至今日,那段闭关创作的日子仍旧是我印象深刻的一段时光。
其实华研没有给我们制定KPI,因为这个东西逼也逼不出来。他们告诉我不写也没关系,但我知道不写就永远没机会,只有写的歌越多,被看见的机会才越大。
2007年,我终于跻身到了华研国际的一线创作者行列,但大众眼里我还是无名无姓甚至没有代表作的新人。那时S.H.E已火遍大江南北,其专辑《Play》的10首歌中,有5首是我的原创,作词、作曲、编曲都是我完成的。
专辑发布那天晚上,我在卧室打开百度贴吧,本来想看看有没有人夸我,结果全是骂我的。那时粉丝们都认为我是“走后门”进来的,有的甚至传言以为公司没钱了,才为S.H.E找了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新人来制作歌曲。到2008年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后,《中国话》火得发紫,大家才慢慢转变态度,当时我心想:“你们终于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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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研国际是我的伯乐,现在我也成了别人的伯乐。
2021年续约之际,我与华研在版权分配和归属问题上没能达成一致,15年的情谊缘尽至此,这也为我给SBMS定下的版权分配模式埋下了伏笔。
2022年创立SBMS时,我几乎不懂任何商业模式,只是想向圈内的其他音乐制作人一样,做一间个人工作室,自己管理作品版权即可。
有一天,一个叫张欣然的孩子给我的微博发了一条私信。那时她就读于全球最高音乐学府——伯克利音乐学院,临近毕业,她给我发了一封对实习生岗位的“求职信”。信中她言辞恳切,表示自己会承担“北漂”食宿且无需薪资,言辞像极了向创作大赛发邮件时的我自己。
我听了听她的作品,虽然没有太多的章法,但能看出她有天分。我没有太多犹豫,就把张欣然留了下来,她也是我签约的第一位作者。既然入职,我就要对她负责任。即便她很年轻,我还是让她参与制作了李宇春《给女孩》的编曲。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张欣然几乎给所有有微博账号的音乐制作人们都发了邮件,但只有我回复了,可我至今不后悔留下她的选择。
我是个极其感性的人,再加上创作者出身,我天然能共情这些年轻且迷茫的创作者,那么我为何不做一家创作者的经纪公司?
于是,SBMS开始招兵买马。2022年创业至今,SBMS已签约了17位创作者。除了唱片公司,目前还没有音乐制作人创业的,能牵头签约如此多的创作者。
我签约作者,首先是看人品。我不需要他们的作品已经做到多厉害,我是以“可能性”来判断人的。我在华研呆了15年,知道哪些对创作者是好的,哪些是不好的,至少我知道怎么样会让作者心里舒服。
很多公司会买断作者的版权,年轻的作者们并不清楚其中利害,有些词作者创作一首歌,保底约4000元,被买断后甚至拿不到任何版权费用。我在每签约一位作者时都会向其约定好,公司绝不买断版权,即便未来作者合约结束,版权依旧属于作者,而非SBMS。
现在跟我签约的作者都是00后,我上大学时可能他们刚出生。孩子们信任我,才跟SBMS签约,我觉得我做下去的动力就是想看看,自己能把这帮孩子做成什么样子。
SBMS公司会议室员工自画像。摄影:孙欣
SBMS比较特殊,签约作者主要是负责创作。我其实并不怎么去管理员工,有案子来了,大家就去创作,作者跟公司不是管理跟被管理的关系。创作不是强迫,最终还是要看作者状态。所以SBMS没有设立员工考勤制,弹性上班。一打卡员工就全跑了,谁会打卡?
比起管理员工,我更愿意给他们开一些课程,让他们去提升自己。唯一存在管理的地方,是在出海业务。目前我们跟一些韩国娱乐公司去做女团的歌,但名额有限。我必须精选出最好的作者与之合作,内部就需要有竞争机制。
我自己不喜欢太标准的东西,音乐行业没有办法标准化,我也不会要求我的公司是标准的。
签约一个作者的成本很大,再多人我也负担不起了。一个作者黄金期就这么几年,30岁以后,女作者可能结婚生子,男作者可能生活上有经济压力,创作上就不会放那么多精力。如果我把人家黄金期耽误了,其实这个人也废了。
可能未来公司到20个签约作者,短期就不会再扩张了。但我希望未来两三年内,现在公司的孩子们会有一两个成为一线作者。
比起公司扩张速度,我更重视创作本身。我几乎参与了华晨宇的所有专辑制作,我看中的正是他的创作能力。他是一个很有天分的创作者,他写的歌,大部分人就是写不出来。
我的性格本来并不适合做公司,我喜欢待在房间里面,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一旦做了公司,必然免不了要去社交、做商务,这对我来说算是最大的挑战。
但其实把一个公司能做大也挺有意思。我有两个很好的联合创始人作为Partner(伙伴),这是SBMS很大的优势。其中之一是混音师赵靖,我们一起专注于音乐后期制作。另一位是吕易秋,他能写歌词,还能将公司的商务做得很好。
华语乐坛是在缓慢下坡的,2000年~2010年是流行音乐黄金十年。21世纪初那几年,对写歌的人来说,真的是最好的时代。只要东西够好,你一定有机会。
那时候每个艺人都会发专辑,不管你是“阿猫阿狗”,觉得你OK就给你发专辑。大家都没有EP(俗称细碟,一种介于单曲与专辑之间的音乐发行形式)概念,很少有人发一首单曲或三首歌的EP。一张专辑10首歌,你就需要10首歌的词曲。唱片公司根本不在乎创作者有名没名,公司愿意给新人投钱,新人创作者就很容易有机会。
那时,华研是个好地方,S.H.E这样的重磅艺人,公司愿意一张专辑里面5首都用我的歌,现在不会有唱片公司敢这么干。
现在一年才几个新人,而且都是以单曲形式出道,发几次没有火花就算了,换下一个新人来捧,一年能够发整张专辑(约10首歌)的艺人手指头都数得过来。能发专辑的都是成名歌手,找的也是有名的创作人,根本不会给新人什么机会。
短视频的兴起,让歌曲拥有更快的传播速度,但大家听音乐越来越快,没有人有耐心听完一张专辑。就跟电影行业一样,现在都是看短片的,没人看长片了。
摄影:邓攀
我一直还在做传统唱片,不少成名的艺人找过来。传统唱片的音乐收益不像外界想象得那么高,一线甚至二线艺人的专辑,词曲版权费一年下来没几万块钱。现在一首歌能迅速赚几百万、上千万的,只有神曲。
但这对我来说就是看个热闹。对于我们公司来说,没有什么影响。说实话我不缺钱,也不缺名气,我可以不做那个事情。但对于年轻作者来说,他要能顶住诱惑才行。
网络歌曲就像一种赌博,类似于“澳门赌桌”。每家公司手上有几首歌,这首歌我押中了就再下注,加码300万元去做更大面积的推广,把数据往上顶,最后甚至一把All in。结果有两种,一是全部收回来,二是全没了。
但写这类歌曲也要有天分的。正统学音乐的很多作者可能会觉得,那个东西这么简单,谁不能写?但往往越是抱着这种心态去写,大概率也写不出来。
现在AI越来越强大,很多网络公司写歌,1个伴奏套10个旋律的,用AI一天能套1万个旋律,所以写那些最简单音乐的人迟早会被AI淘汰,他们现在应该也很担心。
照这样的发展趋势,未来音乐行业迟早会消失,或许几十年,或许一百年。音乐不是一个多复杂的东西,它只是提供当下的情绪价值。
现在很多人听歌、获取情绪价值是因为喜欢这个艺人。但当AI盛行,听众不在乎艺人是谁的时候,这首歌是人写的还是电脑写的,对他来说没区别。现在AI已经超出很多人的创作水平,所以我觉得被取代不是什么难事。
所以,创作还是要具备最核心的竞争力。SBMS是内容制作为主,也有艺人发展的规划。我希望我们的作者们能够由创作者出道成为艺人,像周杰伦也是从幕后,最终成为天王。
今年我42岁,更加信任我的伙伴们,也更敢于放手去让他们做。现在来找SBMS的基本是找我,未来我希望SBMS的IP能够更突出,希望SBMS的名字就代表了质量靠谱,我们年轻制作人也能做出漂亮的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