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贷新规落地已逾一个月，信托机构合作“白名单”的披露进展成为市场焦点。11月17日，北京商报记者统计发现，自9月以来，业内至少有15家信托公司在官网公示了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机构名单，合作类型主要涵盖平台运营机构和增信服务机构两类，合作机构数量从2家到近20家不等。
作为助贷市场的“资深参与者”，信托机构早在十余年前便以资金方角色介入该领域。当前，随着信托与助贷行业同步规范，双方合作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分析人士指出，信托与助贷平台的合作本质是金融资源与获客能力的互补，在拓宽融资渠道、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但监管新规将推动行业格局重塑。
此前，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助贷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以下简称“助贷新规”），明确要求信托公司参照执行名单制管理，通过官网等渠道披露合作机构名单并动态更新，禁止与名单外机构开展互联网助贷业务合作。
在新规生效前，信托机构已提前行动。据不完全统计，五矿信托、中诚信托、国投泰康信托、上海爱建信托、粤财信托、山西信托、交银国际信托、华能信托、云南国际信托、陕西省国际信托、中粮信托、华鑫信托、天津信托、上海国际信托、中信信托等15家机构已公示合作名单。与银行披露的名单不同，信托“白名单”均未包含贷后催收类机构，合作类型以平台运营机构为主，增信服务机构为辅。
从合作规模看，中诚信托以17家合作机构居首，五矿信托、云南信托等6家机构合作平台超10家，而交银国际信托与粤财信托仅合作2家平台运营机构。合作对象呈现明显的“头部集中”特征，蚂蚁、美团、抖音等互联网大厂关联机构及信也科技、乐信等上市金融科技公司旗下主体成为多家信托公司的共同选择。
追溯历史，信托公司涉足助贷业务已超十年。作为资金方，信托机构通过发行信托产品募集资金，由助贷平台或消费金融公司负责贷前审核、贷后管理，信托公司则获取管理费及部分利息收益。除现金贷外，业务已延伸至消费金融场景。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曾刚指出，信托与助贷合作本质是资源互补，但平台客户质量参差不齐，过度依赖平台风控易积累风险敞口。新规通过“白名单”机制强化尽职调查与动态评估，有助于提升合作机构筛选标准。
助贷新规的影响不仅限于名单披露。近期信托行业管理新规密集出台，监管核心信号明确：信托不能仅作为“通道”，需加强主动管理。这一导向与助贷行业利率变化共同重塑了资金格局。
助贷行业资金对接人士张骅透露，2021年至2024年上半年，受“资产荒”影响，信托资金因成本高、规模小遭助贷平台冷落；2024年四季度以来，虽因银行资金收缩有所回升，但当前主流助贷平台中信托资金占比仅10%—15%，头部平台因成本因素基本放弃信托资金。
多家头部助贷平台向北京商报记者证实，其贷款资金中信托规模占比极小，部分机构虽被列入信托“白名单”，但实际未与信托合作。这一现象与信托行业监管收紧密切相关——从现金贷整顿到资管新规，从信托业务“三分类”到《资产管理信托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监管持续明确信托主动管理责任，压缩通道业务空间。
据中国信托业协会数据，全国69家信托机构中，仅20余家曾涉足互联网助贷业务，且部分机构尚未公示合作名单。北京商报记者就“白名单”进展、合作模式等问题采访云南信托、国民信托等近10家机构，截至发稿未获回复。
张骅分析，当前开展助贷业务的信托机构不足总量20%，形成规模的仅五六家且以通道业务为主。监管政策密集出台背景下，具备业务储备和管理能力的机构受影响有限，但需提升内控水平；未开展业务的机构可能推迟或取消计划。
资金成本仍是资方与平台合作的核心矛盾。助贷新规将综合服务定价限定在24%以内，叠加消费金融公司贷款利率压降至20%的讨论，信托机构面临更大挑战。张骅认为，若消费金融利率向20%靠拢，信托资金募集难度将加大，助贷领域信托资金可能进一步缩减。
曾刚指出，利差压缩将倒逼信托公司提升风险识别能力，盈利模式需转向规模效应、成本控制及风控优势，同时延伸贷后管理、不良资产处置等增值服务。中国金融智库特邀研究员余丰慧则建议，信托公司应优化定价策略，通过提高运营效率、开发多元化收入来源保持盈利能力，并加强借款人还款能力评估，避免过度借贷风险。
“信托与助贷业务将更强调风险控制和服务质量，可能出现产品结构优化、服务流程标准化等趋势。”余丰慧表示，信托公司需密切关注政策动态，及时调整业务方向与风险管理策略。
北京商报记者 廖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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