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苦读付流水，一代人的血与泪，这句话用来形容日本80年代后兴起的“鸡娃”热潮及其后续影响，再贴切不过。
文 | 华商韬略
有人曾戏言：“21世纪最贵的是人才，但贬值最快的却是学历。”在日本，这并非戏言，而是历经30年验证的残酷现实。
【01 迷失的一代】
“只要考上大学，一辈子就稳了。”这是80年代日本社会的普遍信仰。
那时，日本经济正值鼎盛，企业争相招聘大学生，招聘会现场福利丰厚，从午餐到伴手礼应有尽有。更有企业提供免费公寓、报销搬家费及生活用品费，三菱汽车甚至推出“入职就送汽车”的诱人政策。
当时的大学生被誉为“金蛋”，未毕业便收到多家企业的入职邀约，男生平均3份，女生平均2.5份。名校毕业生薪资更是社会平均工资的三倍，学历崇拜之风盛行，“鸡娃”现象随之兴起。
街头巷尾的学习塾内，学生们埋头苦读，英语单词、超纲试卷成为日常。据统计，1985年日本课外补习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日元，学习塾数量超过2万家，远超便利店。
家长们不惜抵押房产支付补习费，只盼子女能在高考中脱颖而出。然而，进入90年代，经济泡沫的破裂彻底改变了这一切。
1990年，日本股市暴跌39%，市值蒸发270万亿日元。金融崩溃迅速蔓延至实体经济，企业利润下滑，倒闭数量激增。
更不幸的是，经济灾难与史上最汹涌的就业洪流不期而遇。90年代，日本迎来第二批婴儿潮时期的毕业生，人数空前。然而，就业市场却一片惨淡，企业裁员与求职者激增形成鲜明对比。
1992年成为历史拐点，大学生就业率持续下跌，从80%一路跌至70.5%。学历贬值时代正式开启，“大学毕业即赢家”的观点成为历史。
田中，长崎大学毕业生，投了100份简历无果，最终只能打零工为生；青木感慨，昔日招聘会上的午餐盒和礼物已成回忆，如今连面试机会都难求。
福冈的太宰府天满宫内，祈求“就业成功”护身符的年轻人络绎不绝。企业招聘会上，父母早早替孩子排长队投简历，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迷茫、恐惧与愤怒的情绪弥漫在日本社会，但学历贬值的趋势却无法逆转。
面对就业市场的持续萎靡，一些年轻人选择考研作为缓兵之计。然而，3年后就业情况更加严峻，1995年就业率首次跌破70%大关。
随后，“考公热”兴起，人们相信“铁饭碗”能成为避风港。公务员申请人数近乎翻倍，但有限的编制岗位难以消化海量求职者。加之政府财政紧缩，缩减招录规模，“铁饭碗”最终也难以为继。
在求职、考研、考公接连受挫后，许多日本年轻人无奈走上“啃老”之路。1997年到2003年，“啃老族”数量激增5倍，从8万人飙升至40万人。
“38岁的佐藤宽朗啃老15年，曾为50块钱生活费与母亲激烈争吵”、“47岁的村口督史啃老17年，靠母亲养老金度日”，这类报道频繁登上日本新闻媒体，“啃老”成为司空见惯的社会现象。
后来，日本人将90年代泡沫破裂后的艰难时期称为“就业冰河期”，把出生在1971年-1982年的群体定义为“迷失的一代”。
▲来源：mynavi
【02 祸根深埋】
面对“就业冰河期”的就业危机，日本政府实施了多项举措，如“研究生倍增计划”和“资助博士后1万人计划”，以期通过提升高等教育规模来延缓就业压力。
然而，事与愿违，硕博士在校生规模激增，但大学生就业率却暴跌。高学历人才堆积成了“就业堰塞湖”，导致大量的“高学历难民”、“浪人博士”出现。
同时，日本在扩招过程中忽视了对质量的把控，采取了一些过于宽松的弹性政策。博士人数暴增，但师资力量没有同步增长，师生比例严重失衡。
部分企业开始对高学历人才产生偏见，认为这些人“空有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欠缺社会常识和合作意识”。这些偏见在薪资数据上体现了出来，大学生平均月薪微增，而初中毕业生薪资涨幅显著。
反常的薪资增幅倒挂现象出现，进一步加快了学历贬值的速度。尽管日本政府还相继推出多项政策，但收效甚微。
直到1999年，日本政府修订《派遣劳动法》，全面放开了劳务派遣制度。然而，这一政策对求职者来说却是个坏消息。
劳务派遣员工待遇差、薪资低，有些还是日结。对企业来说，派遣员工成本更低、裁员也更灵活。但对求职者来说，却意味着职场尊严的丧失和就业不稳定性的增加。
▲来源：日本网
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非正式雇佣比例大幅攀升。这不是简单的数字增长，而是一代年轻人梦想破碎的哀嚎。求职受阻的大学生批量成为非正式员工，他们与低学历的求职者在薪资待遇上并无不同。
在日本，企业通常只愿意招收“应届毕业生”为正式员工。一旦错过校招季的黄金窗口，那么失去“应届毕业生”身份的他们，极大可能一辈子都被拦在了正式员工的大门外。
不少“就业冰河期”的人，到现在都只能顶着派遣员工的标签，辗转于各大公司的角落里维持生计。他们也被称为“失去的一代”，成为日本经济“失去的二十年”的直接承受者。
【03 寒冬后的反思】
最近几年，日本大学生就业市场似乎从寒冬中缓过来了。2024年，日本应届生就业率达98.1%，创历史新高。大学生起薪也显著增加。
从人口结构变迁的数据上可以得到答案。2024年日本死亡人口达历史最高，而出生人口仅72万，为124年来最低。一边老龄化加剧促使大批老年人退出职场、腾出空位，一边少子化达到顶峰、年轻劳动力严重不足。
这种代际更替让就业市场的供需曲线重新达到了微妙的平衡，大学生就业率焕发生机。但“迷失的一代”却成为了时代更迭的沉默者。
反思日本学历贬值的历程，虽然日本官方采取了大量措施应对，却始终没有击中要害。大学生就业市场的不景气，根本原因在于企业需求萎缩。
当经济缺乏创新动能时，高等教育人才注定会“过剩”。只有推动产业不断升级，让中小企业持续繁荣，才能创造大量的新增岗位，从而消化掉海量的大学生供给。
纵观90年代以来的日本，接连错失产业升级的浪潮，在泡沫经济崩溃后，金融机构对“僵尸企业”的持续输血，不仅挤占了新兴产业资源，更扼杀了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力。
这种“过度保护存量”的发展模式，让日本错过产业升级的时机，一步步陷入被动。日本是一个在存量上做到极致的国家，但解决问题的关键应该是——创造增量。
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国家持续跟上产业经济浪潮向前走，才能带给国民就业、收入，以及一切。产业经济没有跟上学历提升的步伐，或者说学历没有更好转化为生产力来推动经济，这就是日本“鸡娃”大败局的最大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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