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刘知趣，作者：刘知趣，题图来自：AI生成
2023年12月，日本内阁府正式推出「就职冰河期世代支援计划」（《就職氷河期世代支援プログラム》），针对1993年至2004年间毕业、至今未进入稳定雇佣状态的45-54岁群体，提供职业培训与就业补贴。这一迟到二十年的政策，将一段长期被忽视的社会创伤重新推向公众视野。
在日本，「就业冰河期世代」特指19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进入职场的群体。当时企业大规模缩招，正规雇佣率从1992年的74.3%骤降至2000年的55.1%，非正规雇佣比例则从12.6%攀升至31.8%。这一断崖式下跌不仅改变了数百万年轻人的职业起点，更重塑了日本社会的代际契约。
是枝裕和的电影《小偷家族》、村上春树的「悬浮青年」形象，以及NHK纪录片《无缘社会》中与家庭、职场、社群断裂的个体，均折射出同一现实：当经济增长停滞，初入职场的年轻人往往成为最先被牺牲的群体。
二战后，日本「终身雇佣+年功序列」体系为年轻人提供了清晰的职业路径。然而，1990年代经济泡沫破裂后，企业为削减人力成本，首先在招聘端瓦解了这一机制。1993-2000年间，大型企业应届生招聘人数平均减少40%，且正式岗位几乎仅向应届生开放，错过窗口期者很难再进入主流职场。
这种「一次性机会」机制，使得职业命运在毕业时即被锁定。国立社会保障与人口问题研究所数据显示，1971-1985年出生群体中，约35%的人在30岁前未获得过正规雇佣，长期在派遣、合同工或兼职中流动，难以积累可迁移的职业资本。
2003年东京国际展览中心的校园招聘会，吸引了12万名求职者，但参展企业仅提供3000个正式岗位，竞争比高达40:1。厚生劳动省同期调研指出，应届生平均需参加20多场面试才能获得一份工作（含非正式），部分人因长期求职失败而退出劳动力市场。2010年，日本政府估算15-39岁「蛰居族」达69.6万人，其中相当比例与就业受挫有关。
企业用人标准也从「培养潜力」转向「即战力志向」，要求新人入职即能独立工作。东京大学社会学教授玄田有史将此现象概括为「经验悖论」：企业只招有经验者，但正规岗位稀缺又使年轻人无法获得被认可的职业履历。截至2018年，1993-2004年毕业群体中仍有约97万人处于「无业或非正规就业」状态，平均年收入仅为正规员工的58%。
在日本社会，「就职」不仅是谋生手段，更是完成「社会成年」的关键仪式。拥有正式工作，才具备结婚、买房、组建家庭的资格。当职业身份长期不稳定时，人生节奏随之错位。
IPSS长期追踪数据显示，1970年出生男性35岁时已婚率为72%，而1975年出生（冰河期初期毕业生）男性仅晚出生5年，这一比例就跌至58%；女性趋势更明显，同期已婚率从63%骤降至49%。婚姻推迟直接抑制了生育意愿，IPSS与总务省联合推算，1975年出生男性终身未婚率约为28%，女性约为18%，显著高于前一代人。
这种「不敢婚、不敢育」的心态，源于对未来的信心不足。内阁府《青年の意識に関する調査》显示，20-34岁青年中72%的人「对未来感到不安」，其中68%将原因归结为没有稳定的工作。
非正规雇佣不仅意味着收入低下，更意味着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2005年，日本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约合10万元人民币）的劳动者达546.9万人，占全体雇用者的25%，这一群体被称为「穷忙族」（ワーキングプア）。以东京为例，2005年非正式员工平均月收入约12万日元，扣除房租（约6万日元）和基本生活开支后所剩无几。他们很多人未加入雇佣保险或厚生年金，医疗、养老、失业保障严重不足。2008年「雷曼事件」后，企业首先裁减的也是这部分员工。
日本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申请门槛极高，需证明无存款、无收入、无亲属支援。许多年轻人因保留少量房租或水电费而被拒之门外，部分失业者被迫栖身于24小时网吧，被社会称为「网吧难民」（ネットカフェ難民）。当基本生存尚需挣扎时，组建家庭便成了一种奢望。而这一代人的集体性选择，最终在数十年后演变为少子化与劳动力萎缩的结构性困境。2023年日本出生人口跌破76万，创1899年有记录以来新低。
比物质匮乏更难愈合的，是精神与心理层面的创伤。厚生劳动省《自杀対策白書》显示，20-34岁男性自杀率在1998年达到峰值，相比1990年上升37%，其中「经济与生活问题」（包括失业、债务）是首要诱因。东京大学2008年研究发现，长期求职失败者中抑郁症状检出率显著高于平均水平。
在一个强调「努力就有回报」的社会文化中，就业失败常被归咎于个人懈怠，日本媒体与公众舆论一度将冰河期世代标签化为「低欲望族」「失败的一代」。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群体的困境被视为社会「过渡性阵痛」，未被纳入主流政策议程。直到2010年代后期，随着该群体步入中年，贫困、孤独死、社保缺口等问题集中显现，政府才开始正视其系统性代价。
2019年，《经济财政运营基本方针》首次承认：「就业冰河期世代因时代原因未能获得公平机会，国家负有道义责任。」2023年推出的专项支援计划，正是这一认知的政策落地。然而，补偿来得太晚。大阪大学经济学教授大竹文雄指出，45岁以上的非正式雇员即便再培训，也很难与年轻人竞争新兴岗位，政策效果有限。
厚生劳动省《2022年国民生活基础调查》显示，45-54岁非正规雇员中，32%的家庭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远低于270万日元这一维持基本生活的相对贫困线。而心理创伤还在代际之间传递。京都大学发表于《教育社会学研究》的论文证实，冰河期世代子女更倾向于选择「稳定但低薪」的职业路径，教育期望显著低于同龄人。制度性的机会剥夺，正悄然转化为下一代的风险规避。
2025年的日本职场出现了魔幻反转：企业追着应届生涨薪、发入职奖金，广岛县甚至出现1个毕业生对应4.31个岗位的盛况。但很少有人提及，这份「就业繁荣」的底色，是冰河期一代人的沉默牺牲——他们因没有稳定工作而不敢结婚生子，导致劳动力缺口不断扩大，才让后来的年轻人成为「香饽饽」。
据日本内阁府估算，就业冰河期世代当前约有1700万-2000万人，年龄多在45-59岁之间，其中约100万人至今仍处于无业或非正规就业状态，退休后将面临严峻的经济风险。
「在时代的浪潮里，有人被推着向前，有人被留在了原地。」那些在冰河期里打零工、躲网吧、被标签定义的年轻人，他们的青春没有「逆袭」的剧本，只是在时代的寒意中默默承受。如今，当我们谈论日本职场的「今非昔比」时，其实也不该遗忘他们。倒不是为了沉溺于苦难叙事，而是铭记一个共识：任何社会转型的成本，都不应该由最脆弱的年轻一代独自承担。毕竟，没有哪代人的青春，该被时代的冰河彻底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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