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9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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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一财评论员
当商业活动中的敬畏之心异化为对自然的伤害，信任的重建便需要付出更高昂的代价。
9月19日，知名户外品牌始祖鸟联合艺术家蔡国强，在海拔5500米的喜马拉雅山脉江孜热龙地区举办名为“升龙”的烟火表演。这场以“致敬自然”为名的活动，却因选址生态脆弱区引发广泛争议，最终演变为一场关于生态保护治理体系的公共讨论。
事件回溯：从争议到致歉
面对舆论质疑，始祖鸟与蔡国强于21日同步发布致歉声明，承诺根据环境评估结果与社会反馈启动补救措施。西藏日喀则市委、市政府随即成立专项调查组赴现场核查，明确表示将依法依规处理。这场原本旨在展现品牌社会责任的活动，最终因选址决策的生态敏感性陷入舆论漩涡。
生态脆弱区的敏感之痛
作为长江、黄河等重要水系的发源地，喜马拉雅山脉的生态脆弱性具有全球意义。在年均温低于0℃、年降水量不足500毫米的高寒地区，主办方宣称使用的生物可降解烟花材料，其实际降解周期仍存疑问。更值得关注的是，烟花燃放产生的化学残留物可能通过融雪径流进入水系，而翻土作业对高寒草甸的破坏可能远超自然恢复能力。
这场争议暴露出环境审批机制的深层矛盾：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已成为治理共识的背景下，此类活动如何通过层层监管？这折射出自上而下环境管控体系在专业匹配与信息对称方面的局限性。
治理困局：单一路径的失效
我国已构建起系统性的生态环保管制体系，环保“一票否决”制度在重大项目审批中发挥关键作用。但面对跨学科、长周期的生态问题，专业执法资源仍显不足。青藏高原生态系统的特殊性，使得常规环境评估模型可能失效，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监管滞后，往往使环境破坏成为既成事实。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马斯·谢林在《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中提出的机制设计理论，为破解这一困局提供了思路：将本地居民纳入环境决策体系，虽可能降低决策效率，但能显著提升决策质量。波斯纳法律经济学理论也证实，直接利益相关者的参与能有效降低环境治理的社会成本。
自治力量：现代治理的必由之路
构建开放型环境决策体系需从三方面突破：其一，将当地居民知情同意权纳入环境影响评价程序，利用其对生态变化的敏感性实现早期预警；其二，引入环境集体诉讼制度，通过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威慑；其三，建立辩方举证与争议和解机制，降低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治理损耗。
这场烟花秀的深层启示在于：唯有将自上而下的立法执法与自下而上的自治博弈相结合，形成行政管控与社会监督的交叉网络，才能真正实现环境治理的现代化转型。当微观主体的环境责任意识与宏观政策形成共振，美丽中国战略方能转化为全民自觉行动。
春堤远望，生态治理之路仍长。这场引发轩然大波的烟火表演，最终可能成为推动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完善的重要契机——让专业监管与公众参与形成合力，方能守护好这片世界屋脊的脆弱生态。
微信编辑| 雨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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